法学家夫妻的青葱岁月

       “70后”的刘艳红和周佑勇爱情萌芽于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佑勇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刘艳红则是团支部书记。而这一切的发端，用周佑勇的话说，就是“突然有这么个女生吸引了我”。
       “假装无意地制造机会，接近‘犯罪目标’。”刘艳红回忆起青葱岁月使用的也是刑法专业的“法言法语”。在她看来，周佑勇这位狂爱学习的校级优等生并不擅长追女生。
       周佑勇则解释说，此时的中南政法鼓励学生报考研究生，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在共同的考研过程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证据是：最后二人都没考上研究生，但是“家事”谈成了。
       1994年，在毕业两年后，周佑勇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的第二个月，刘艳红、周佑勇正式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未立业先成家，成为同学中结婚最早的一批人。
       在刘艳红看来，周佑勇“天生就是搞学问的人”。因为当大学里大部分人还只知道玩的时候，周佑勇已经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而且有多篇发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当时，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周佑勇说，醉心于学术既有老师的鼓励也有自己的兴趣。看着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一种惊喜，也能感觉到成就感。
       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大学期间的周佑勇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我觉得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到那个时候的确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个对体制、机制的反思和思考。”周佑勇说。
       刘艳红则直言自己学术是受到了周佑勇的带动——虽然自己因为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但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甚至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他天天在家写，我一个人没人陪，在他的鼓动下也开始学写文章。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他手把手教我，给我改，帮我定框架。”刘艳红说，大概有个两三年，也正好是硕士阶段，就慢慢上路了。
       而在周佑勇看来，刘艳红有着很好的学术天分，学术敏锐性非常强。他举例说，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刘艳红的硕士论文《罪名确定的科学性》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发表在了法学界顶级刊物《法学研究》上。“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进入学术界，而且起点这么高。这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刘艳红直言。
       在这个过程中，周佑勇也给了刘艳红巨大的帮助。在刘艳红去北京大学攻读博士之前，他坦言自己“花的功夫比较多”，主要是为了帮助妻子思考问题，要看很多书。逐渐地，这种帮助成为了相互扩大视野的交流。周佑勇解释，尽管自己主攻行政法，妻子主攻刑法，但法学是相通的，而且两个人从不同的学科去思考问题的视点也不相同。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