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称术后性情变暴躁

不过，在家人眼里，王宝洺与极端两字不沾边儿。相反，生病前的他给大家的印象是温和、开朗。

“开笔会时，有人来求字，他特痛快，多写几幅都不在乎。”李先生认识王宝洺5年，他认为王宝洺有自己办的书法学校，儿子在国外，生活无忧，“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姐姐王劝更是用“可爱”来形容王宝洺，“每次看见我，都和我招手微笑。”王劝说，弟弟的身体和情绪发生明显的变化，是从手术以后开始的。

全喉切除术后，王宝洺脖子上多了个眼儿，“用来出气，说话也得靠食道顶上来的气发声。”王宝洺妻子龚女士说，为了不让人看见“缺陷”，丈夫蓄起了长须，挡住脖子上的眼儿。

每每出门，王宝洺会压低头上的帽檐儿，戴上眼镜，“眼镜上根本没有镜片，他就怕别人认出他。”王劝说，由于术中把左胁附近的皮肤移植至下巴附近，平常走路时，王宝洺的身体也总往左倾。

除了身体上的变化，王宝洺的情绪也开始变得不稳定，“时而温和，时而愤怒。”王劝说，引爆弟弟情绪的导火索，就是他的病。

“谁都不能提他的病、他的官司，一提准发脾气。”王劝说，说不出话的弟弟常常因为此事砸东西，大声拍手，“非得做出点动静，才能发泄。”脾气发完了，平静下来的王宝洺曾费劲地用气声对王劝说，“姐，我难受着呢。”

王宝洺的“暴躁”被姐姐看做神经质，家人曾劝他看心理医生，“他说‘我没病，我的事儿解决了，我就一点病没有了’。”

“他一直在等，等不到了，就彻底绝望了。”王劝这样理解弟弟砍人的原因。

诉讼三年未等到判决

让王宝洺一直等待的，是法院对他和同仁医院这场纠纷的裁决。

据王宝洺博客显示，2006年10月19日，在同仁医院确诊为喉癌后，徐文对他进行了“右声带扩大切除术”，术后对照术前的影像诊断，发现仍存在“右侧声带增厚”现象。

王宝洺认为，徐文并未对他执行声带切除手术，而是“将完整的肿瘤撕裂，切下一部分，又将剩余部分取下四块‘活检’，将其完整性损坏得支离破碎。”导致他只能进行全喉切除，最终失声致残。

对此，同仁医院喉科副主任王军解释称，“肿瘤切除后，声带肿胀，事实上从病理影像上难以分辨是肿胀还是癌细胞。”

该院耳鼻喉科一名医生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也曾表示，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比例极少，但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不过，他也强调，这一风险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他透露，当时，两块拿去化验的切缘，有一块呈阳性（即存在癌细胞）。对于此种情况，徐文提出了两种相应的治疗方案供王选择，即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但王宝洺拒绝了这两种选择。

龚女士称，2007年11月，丈夫王宝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复查出喉癌后，做了全喉切除术，失声后，王宝洺将同仁医院诉至法院。

官司一打就是3年。

此前，龚女士曾出示从同仁医院复印的病历和原始病历，并对不同之处进行了圈点。他们认为，同仁医院有“添加病理诊断、添加医生签名、添加查房记录、伪造病历”等嫌疑。

王宝洺医疗官司的代理律师杨春香称，由于医院和患者提供了两份不同的病历，导致医疗鉴定难以进行，官司迟迟没有结论。

王宝洺也曾在博客写道，他的官司进入了“无限期休庭”。

“（法院）一直不判，不给说法，他太压抑了，肯定是觉得连法律都帮不了他。”龚女士哭着说。

医疗纠纷解决面临的问题

去年，据中国医师协会对全国114家医院进行的调查显示，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22起。

首都综治委卫生行业综治工作协调委员会曾有分析表明，医患矛盾纠纷形成，存在医疗保障不到位、法律法规存缺陷、医疗单位管理欠缺以及患者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问题。

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李圣认为，医疗纠纷案解决时间长、难度大是明显特点。李圣说，法律规定建设比较完整、细致，但常存在医院、患者、法院和鉴定机构四方当中，某一方或几方不按程序办事。“比如法律规定进入司法程序时，医院要封存病历，但事实上律师找到医院后，常常被百般刁难，拖延或拒绝封存。”

北京法院系统一位专门办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官介绍，相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医疗纠纷案件的专业性更强，常常需要引入司法鉴定司法确定审判公正，而鉴定结论是法院审理的重要参考之一，但鉴定有时会导致案件审理时间加长。

“病人和医生理应合作，对抗病魔，没有哪个医生不愿意把病人治好啊。”喉科副主任王军说，如果在纠纷发生前，能有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对难以面对病情的病人进行心理干预，安抚他们的情绪，也许就不会发生患者伤害医生的恶性事件。

卫生部医管司副司长孙阳此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已经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按照计划，今年底前，所有的县和县以上单位，都要落实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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