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中国人

       2012年9月，对于许多在华的日本人都有不平凡的记忆。
       在北京教授日语口语的教师笈川幸司曾透露说，那时他每次在北京打车，只要表露日本人的身份，几乎都会被出租车司机追问，认为钓鱼岛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这样的次数多了，他索性先开口自嘲说“我是鬼子”，司机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到中国5年，大林建儿发现，中国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并不一样。当他在现实中面对某一个人时，这个人是很理智的，看待问题很客观；但当他上网上，网络上的言论就比较夸张。
       “2012年，经常看到听到‘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样的标语或者口号，我能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但是当所有人同时在喊这个口号时，我觉得很恐怖。”大林建儿说，这与自己在日本看到情况差别极大，在日本，多数民众对钓鱼岛的话题根本没有兴趣。
       后来他观察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与他们的受教育状况和年龄相关，学历高、年纪轻、有多种信息渠道来源的人一般相对理性，因此对待日本人也相对友好。
       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专业的日本留学生海老泽圭视的遭遇可能要比他的同胞“惨”一点。
       来华6年，海老泽圭视对中国人的印象，要按照是否涉及日本来作出区分。总体而言，他认为，中国人在人际交流上非常热情，学习也勤奋努力。但如果涉及到日本，就能感到中国人的情绪化很明显。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以前出去买东西、吃饭以及旅游时，刚开始与超市售货员、服务员以及宾馆的人交流非常好，大家都很热情地与他聊天，但他们问到他的国籍，得知他是日本人后，大家的态度就会有明显的转变。“有的人开始说一大堆关于日本的事并作出批评，把我当成是个发泄口。”
       经历过不少这样的排斥之后，海老泽圭视坦言，自己受到很大影响，形成他“中国人对待日本人均如此”的印象。
       当然海老泽圭视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生活，接触的同学都很理智，对待他并不带有什么情绪。后来他就检讨自己：“我在学校外和中国人交流，即使对方对日本人没有偏见或敌意，但是由于我自己在心理上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仍认为对方会排斥我。问题出在我的一些经历其实并不代表整体，但在认知上觉得如此，简单地得出结论，并形成错误的看法。”
       仓重拓的看法与他的同胞并不一样。在那个令在华日本人铭记的2012年9月，他经历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看法。
       那是一个雨天，他在北京大学听完讲座，准备打车回清华。“黑车”司机提出要30元，他说一般是15元。仓重拓想起日本朋友说起的打车说自己是韩国人的事情，突然想试探下司机当时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于是他跟司机说，我是日本人。司机随口应道，不管你是美国人伊拉克人还是哪国人，都是30元。
       仓重拓一听，觉得很有意思，便上了车，跟司机聊天，司机先是说日本人太坏了，骂了几句，但后来这位北京人又对他的乘客说，其实北京人不会欺负外国人的。
       “我比较尊敬和佩服中国民众。我自己觉得日本人更容易被民族主义的气氛控制。”专注于研究历史和当下的仓重拓最后这样分析。         

       历史无法更改

       “从法律的角度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宪的，日本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学习了十几年法律的大林建儿总是很直接地批评他认为自己国家政府做的错事。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愿意像他那样旗帜鲜明地表明对日本政府某些行为的态度。
       在这个能够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政府有些行为不仅不当，而且时机选择也相当不对。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你发现没，上次宣布国有化的时间距离“九•一八”非常近，这次安倍参拜又选在毛泽东的生日。
       “他们考虑得太不周到了，都没有想过后果会是什么。”他抱怨说。
       连大林的日本家人也表示不满，他们看到电视新闻后，第一反应是，“哎呀，安倍干嘛呀！”
       大林承认，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会像他的家庭那样看待历史。他的大学背景和家庭教育给他影响至深，这也间接帮助他来到中国后度过了人生颇为艰难的一个关口。
       大林此前在日本创价大学上学，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池田大作因推动人性教育以及促进和平的行动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与其渊源颇深的创价学会在二战时也曾因反对军权政府受到迫害而知名。
       “我们用的教材上，就是写的‘侵略’，日本侵略中国，这是历史事实。”大林的爷爷二战时曾作为工程师到中国，日本战败后被押到苏联强制劳动，饥寒交迫，那时候也是中国人帮助他，给他食物，安慰他。
       大林还举例说，二战后中国有大量的日本遗孤，后来中国人将他们抚养长大。“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本，不知道日本人能不能做得到。”
       第一次见岳父母时，大林的这些背景帮了他的大忙。妻子出生在中国东部一个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省份，岳父母第一次见他，就问他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他们说，你要跟我们的孩子结婚，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因为这是历史，是事实。”
       岳父母还提出，如果结婚，回到女方家乡，不能把大林作为日本人介绍，只能作为中国人介绍：“那么，‘大’字去掉，就林建儿吧。”
       后来到妻子家乡举办婚礼，果真如此。大林并不抱怨，反而非常理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地人对抗情绪大是因为当年日本人杀过他们的亲人，历史无法更改，那就不应该让她那边的人感到不舒服。”

       不一样的信息

       大林在北京的婚礼是在2013年9月举行的，时值前一年的反日浪潮刚好一周年。当时大林还担心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是完全没有，参加我婚礼的有很多中国朋友和日本朋友，氛围很好，我的日本朋友也都感受到中国人的友好，跟日本媒体报道的并不一样。”
       几乎所有来到中国的日本人都有同样的感慨。
       在北京的日语教师笈川幸司曾举例说，2012年9月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引起部分中国民众抗议时，日本媒体重复播放的是日本车被砸、百货商店被破坏这样的镜头。这也使得笈川的姐姐和其他亲戚朋友非常担心，打来电话提醒他“小心中国人会打死你”。笈川说：“这就是他们所见与我的感受不同的地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
       海老泽圭视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认为信息不对称、信息交流不健全是导致中日两国之间不能够相互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其实安倍的言行在日本国内也很有争议，但中国的媒体只指出了比较极端的一面，而日本的媒体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报道描述和实际情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形成两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导致了两国人民对另外一国的不准确的认识。
       “我平时主要通过网络来关注日本国内的新闻，但我也很在意中国媒体的看法，他们会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媒体的影响力很大，但中国和日本的媒体都会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种力量受到影响。我认为媒体还需要在宏观的范围重新考虑其角色并客观地看待相关问题。”喜欢从自己专业角度思考问题的留学生海老泽圭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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