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须防止权力滥用
       “钓鱼执法”指的是，行政执法或司法部门采取特定的方式，假扮成犯罪同伙或潜在的受害者，等候嫌疑人主动从事违法行动，进而在其实施违法行为的情景现场，将目标抓捕的执法方式。除了行政执法中典型的“钓鱼执法”外，美国刑事侦查中也有类似“诱惑侦查”，或称“诱惑取证”等手段。
       美国执法部门曾多次公开表示，针对日益复杂、隐蔽的违法犯罪行为，“钓鱼执法”在提高打击犯罪效率方面，功不可没，应给予肯定。在涉及对儿童的性侵犯问题上，如通过网站钓鱼执法就可以在嫌疑人实施行为之前将其抓获，可以防患于未然，减少不必要的伤害，保护更多的儿童。提前打击能够挽回社会成本，“钓鱼”威慑能够节约执法成本。
       当然，与此相对应的，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如滥用权力，这就需有配套的法律规则来平衡和监督，“钓鱼执法”必须受到程序合法、禁止引诱犯罪等基本原则及标准的严格约束。
       除了美国之外，在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司法体系较为完备的发达国家中，“钓鱼执法”与“设陷抗辩”以一对貌似矛盾对立的配套制度出现，都已在实际执法、检控和审判中起到了举足重轻的作用。

       “钓鱼执法”有“设陷”嫌疑

       美国执法部门一方面大力推崇“钓鱼”手段对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时刻警惕，执法机构作为国家的强权代表，在人权保护、程序正当、无罪推定和避免犯罪引诱等方面可能存在的违法、失当行为。
       按照现行美国法律，除了某些例外情况，“钓鱼执法”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满足几个要求。首先就是嫌疑人有机会能从事该项违法行为。当然，在“钓鱼”的情景下，该项违法行为往往是执法人员故意设计的或操纵的；同时，该“钓鱼执法”方案，针对的是嫌疑人即将实施的特定违法、犯罪行为，甚至是群体性犯罪。
       此外，执法机构通过卧底或消息人员，使用了某些欺骗性手段；最后，执法部门需要当场出示指控嫌疑人违法、犯罪的证据，并立即停止“钓鱼”所涉及的违法行为或交易的进一步发展，并拘捕涉嫌当事人，这是执法行动的最高潮，也是关键点。
       虽然或明或暗的“钓鱼”手段形式多样，但美国执法部门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非常谨慎，因为一旦存在违法因素或环节，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原本对嫌疑人的违法犯罪指控全盘失败。
       美国执法部门竭力避免使用违法“钓鱼”手段，最典型的违法“钓鱼”手段，就是构成所谓的警方“设陷”，因为依据美国现行法律，“钓鱼”手法如操作过火，执法者有可能是在主动引诱他人犯罪，导致自己违法。因此，被诱捕的嫌疑人一般就用“设陷抗辩”的规则证明自己没有构成违法犯罪，从而要求免责。
       “设陷抗辩”的规则也要满足法定的条件。首先是嫌疑人实施违法犯罪的想法源于警方卧底人员，而非嫌疑人自身，嫌疑人在与警方接触前并没有主观的犯罪意图、计划或心理倾向，犯罪的想法与方法是经由警方提出或推动的。其次，警方在“钓鱼执法”的过程中采用了胁迫等手段迫使嫌疑人实施犯罪。
       一旦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构成“设陷抗辩”，当事人可以作为无罪免责的理由，法院最终不会接受指控，而执法部门则面临违法诉讼。

       “设陷抗辩”规则的起源

       必须注意的是，美国执法部门使用“钓鱼”手段历史悠久，但从一开始就不受约束，美国早期的判例并不承认被告人可引用“被设陷”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无论“钓鱼执法”是否存在设陷，都无助于减轻对被告的判罚。
       进入20世纪后，设陷诱捕的执法弊端日益严重，才逐步演变成为必须遵循既定的法律边界。1915年，美国联邦法院在Woo Wai v. United States案中，第一次接纳了被告的申辩。在该案中，华裔吴伟在警方卧底的多次反复劝说下，终于同意将中国劳工非法引入美国，吴伟最终在第二次行动中被捕，并以走私、贿赂等多项罪名遭到指控。
       在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该案被上诉到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巡回法院法官认为，当事人吴伟在与警方卧底接触之前并无犯罪意图，犯罪的想法与主意皆由警方卧底人员提出并努力推动，因此推翻了原审判决。
       在随后的“凯西诉美国案”(Casey v. United States)及“索雷尔诉美国案”(Sorrells v. United States)等案件中，指控方与被告方之间都进行了大量的辩论和博弈，“设陷辩护”制度的判定原则与主客观标准也由此得以逐渐确立、成形。
       鉴于美国法院分为联邦和州两大系统，管辖权虽然相对独立，但判例法的精神和原则却是相互影响和吸收的。美国各州的“设陷抗辩”制度也由此得以发展、成熟起来。以佛罗里达州为例，正是因为从1993年的“萨罗米诉佛罗里达州案”(Sallomi v. State)与1994年的“佛罗里达州诉芬诺案”(State v. Finno)开始，法官对于“设陷抗辩”有了明确的判定原则和主客观参考标准。
       作为应对，在这次“是我”为代号的执法行动中，执法部门仔细准备了案件调查记录，特意保留了最有力的证据材料，如本案中选择的空置房屋、架设能抓拍全部“钓鱼执法”过程的影像设备，这些显然是为了将来的法庭诉讼做准备，避免自掘违法“陷阱”。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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