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维林告诉记者，母亲得了妇科病，花了很多钱，却始终没能治好，她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才选择了跳江。6月11日，亲人们租了一条渔船，在茫茫闽江上寻找尸体。一整天，无功而返。 在去医院的途中突然跳江寻找父母的遗体，这是17岁的吴维林几天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2006年6月9日，少年眼睁睁看着妈妈、爸爸跳入闽江，消失在湍急而浑浊的水中。为了拉住母亲，他在湿滑的地上摔了一跤，“只差一米，我就抓住她的手了！”

　　泪水中，少年在回忆妈妈最初的哭泣———5月中旬一天晚上，母亲陈爱华流泪说“肚子很疼”。吴维林以为是阑尾炎，急忙打车准备去医院。但陈爱华对司机说了一个儿子不知道的地名。在一座大桥边，两人下了车。

　　这里没有医院，只见一条大江横亘眼前，远处深山魅影朦胧。吴维林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他要母亲回去。“但妈妈让我陪她坐坐。”吴维林回忆道。

　　“她讲了很多心里话，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你妈不会赚钱，又得了病，你就让我去死吧’。”吴维林说。这把孩子吓坏了，他拉住母亲就往回拖。“她抱住我，说我们一起去吧！我说不行，她说那你放手，我说不行，你是我妈妈。”

　　陈爱华挣脱儿子，径直向江边奔去。吴维林伸脚绊倒她，最后把母亲拖回了家。

　　父亲吴方华知道后，狠狠地骂妻子：“你死掉了，两个孩子怎么办？”陈爱华的回答让他们心惊胆战：“那就抱着他们一块死吧。”

　　陈爱华几乎是在丈夫的强迫下去看病的。吴方华的班长雄京中多次看到，陈爱华抱怨看病太贵，吴方华安慰她说：“命是自己的，钱没有了可以赚回来。”

　　而据陈爱华的弟弟回忆，出事的前一星期，陈爱华给母亲打了电话。她说了一句很沉重的话，“我不想增加儿子的负担”。在37岁的母亲的眼中，大儿子已经快到娶妻的年龄，但家中还没办法盖房，现在生病了又欠下“一屁股债”———吴方华向大嫂和陈的姐姐分别借了1000元。

　　6月9日8点，陈爱华告诉老乡徐秋花，“我要回家了”。夫妇俩手牵手走出工地，许多工友很羡慕，两人37岁了还能如此恩爱。

　　一家三口坐上前往台江医院的公交车。此前，陈爱华曾在此就诊。但在公交车停靠解放大桥堤岸的车站时，女人猛地站起身跳下车，冲向闽江。吴方华追了出去，喊道：“你不要做傻事！”

　　但吴方华没有拉住妻子，反而被拖下了江。最近，福州一直阴雨连绵，闽江中风大浪急。父母在漩涡中沉浮，吴维林清晰地听到爸爸最后一句话：“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死的！”

　　等警船赶到时，江上已经平静。

　　1859元缘何要人命收入与支出悬殊太大

　　由于病历本随夫妇俩落入江中，目前很难确定陈爱华的病情。福州台江医院出示的6张处方笺中，只有两种消炎药。“可能是比较常见的宫颈炎症。”该院副院长郑主恩对记者称。处方单表明，药费加治疗费共为1859.04元。

　　目前，很难判断医院的收费是否合理。但陈爱华的姐夫冯成良认为，“这家医院在农民工里头名声不错，比较便宜。”他本身也是一名农民工。据郑主恩介绍，在福建省卫生厅公布的报告中，跟其他医院相比较，台江医院每季度的处方平均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如果你了解农民们的收入和支出，你就会明白，陈爱华为什么会因这点药费自杀。”当地一位社会学家说。

　　2006年元月，吴维林一家三口来到福州。吴方华在工业区做木工，每月1400元。陈爱华的求职却一直受挫———她到工厂，因无技术没人愿意接收；去快餐店应聘，店主嫌她年纪太大；后来当了两个月的保姆，每月700元，但因为与雇主发生矛盾而辞职。

　　他们一度在工地外租房，租金加水电费每月100多元；煤气，每小罐30元；为了节约，吴方华的衣服打着补丁，抽2元一包的香烟，但饭还是要吃的———这里的大米每斤2元，猪肉每斤6.5元……吴方华还要给家里的小儿子寄钱，每月200元。

　　想让孩子上好学校辗转城市却魂断闽江

　　吴方华一家来自江西宜黄县小付元村———位于山沟里，没有马路，没有电灯，几乎所有村民都搬到了乡里住。1990年后，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吴方华把主要时间放在照顾孩子上，只有在农忙后才出来找点小工。1999年后，他才常年在外打工，和其他1970年代出生的农民构成了第一代农民工大潮。这也是一个外出打工家族。吴方华的4个兄弟、陈爱华的4个兄弟姐妹都在浙江、广东、上海、福州、安徽等地辗转，或者进厂，或者在建筑工地上。

　　丈夫不在家，陈爱华挑起了所有的农活，甚至超出了一个女子所能承担的重担。

　　山沟里的田地几乎没有村民愿意耕种：山里有麻雀抢食、野猪糟蹋，收成几乎折半。但陈爱华除了耕耘自家地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田地———总共10亩。村民常看到她挑着100多斤重的木柴从山里走回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家庭，试图通过勤奋的劳动去改变她自身的命运。”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2004年，夫妇俩作出决定，让正在读初二的吴维林辍学———与其让成绩不好的孩子每个学期花500多元，不如让他出来打工赚钱。夫妇俩又把小儿子送到了县城一所寄宿私立中学念初中，每学期学费3000多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

　　2005年春节后，陈爱华在合肥某工地当水泥工。“女性不能从事这样繁重的体力活，”刘开明说，“这违反了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

　　“他们宁可让孩子上高价学校也要改变命运，代表了中国农民想改变命运的倔强性格。”刘开明唏嘘说。为了孩子的学费，夫妇两个又开始在城市中辗转，直到梦断闽江……

　　被遗忘的民工群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表明：中国上亿农民工中，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不到1／3；用工单位在农民工发生工伤时提供相关费用的不足50％。很多时候，对保险的诉求反而成为他们求职的障碍。2005年，据民盟重庆市委一份调查显示，该调查涉及重庆、四川、广东、上海等8个省、直辖市，访问了14731人。接受调查的农民工90%以上没有购买保险；80%以上的企业不赞成给农民工买保险。

　　陈爱华夫妇打工多年，甚至没有听说过“保险”两字。“社会中还应开办一个医疗救助基金，穷人没有钱应该先治疗，政府应该有这个能力举办这种基金。”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建议，“弱势群体的抗疾病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民工是被医疗保障遗忘的群落。一些地方制定的低保及起码的医疗救助政策，也必定会首先验证常住本地的“绿卡”。由于固有的思维定式或财力所限，当地医疗保障部门不敢说出“只要他居住在……”这样响当当的话来。其实，都是在阳光下劳作，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在祖国大地上挥汗如雨，理应让党和政府关怀的阳光全面普照到这些弱势群体身上。

　　专家说法

　　外来工参保遭遇体制尴尬。有专家分析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保险比例小的重要原因是体制门槛问题。农民工流动性较大，按照目前的保险体制，即使单位和民工都参加社会保险了，也不能从工作的城市带走，这是属于地方统筹。如果带走，就只是农民工自己所缴的那一部分。缴了钱之后，多年后，带走的还是那么多，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农民工缴纳保险的积极性。  综合南方周末、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