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哈尔滨市最近接连发生两起进城农民工因讨薪不成酿成的惨剧:湖北农民胡兴英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结果胡兴英经抢救无效死亡，工头任某被严重烧伤。就在胡兴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从沈阳来哈尔滨市打工的曹庆也是因为自己与工友的工钱要不回来，一气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点燃自焚(见9月23日新华网)。

　　因讨债而杀人，按照有些专家的说法，这是“源于素质太低”，是“不理性的行为”，“正常人再怎么样也不能杀人”。现在，有些农民工不是杀人，而是改为自杀或者自杀性杀人了。不管是哪种形式，都是以自己走上绝路为前提，生命无价，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在走上绝路的时候，都应当经过了一番激烈的痛苦挣扎，是什么让这些农民工在挣扎之后最终选择绝路呢？是对弱者地位无法改变的无奈、是他们对社会正常救济机制的绝望。

　　债务纠纷不光发生在农民工和工头之间，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债务问题，为什么他们很少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而在农民工身上却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呢？有人指责这是因为农民工素质太差。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民工收入极低，工资对他们而言，是养家糊口的基本来源，欠薪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据统计，在最发达的广东地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000元，在不发达地区，只有区区几百元，扣除生活和交通费用，这些仅够基本维持生存所用。所以，欠薪对他们而言就是性命关天的事情，他们当然会用性命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另一方面是因为农民工维权成本太高，今年5月，《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从劳动监察、劳动仲裁到司法诉讼，农民工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有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根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为了索要农民工的1000亿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的成本。

　　保护农民工权益，解决欠薪问题，要多管齐下。一要靠政府部门的主动行政行为，欠薪行为违反劳动法，政府部门有责任主动对欠薪工头进行行政处罚，有钱当老板，就无钱付工资吗？只要政府履行职责，欠薪问题完全能够解决，农民工讨债难，这显然是政府不作为的恶果；二要靠司法机关司法便民、司法为民，欠薪案件往往事实清楚，案情简单，如果司法机关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有力执行、热情服务，就能让欠薪者知道欠债难逃，也能给农民工以诉讼的信心；三要靠社会舆论的关注，农民工走上绝路，是走投无路的结果，如有犯罪当然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但不去反思社会的责任，而仅仅指责农民工素质太低、不理性，是无耻和冷漠的。

　　要建立起完善的维护农民工权利的机制，前提是要关爱弱者、以人为本。90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首先是因为家乡的那片土地养不活他们，他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们奔波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干的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得到的是社会最低的收入，只是维持了最基本的生存。我国政府一再强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如果因为欠薪使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这个社会就真的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