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温室村村民的他，死于3月8日。他父亲说，在此之前，他还想给母亲买些吃的过节。

　　在被送到殡仪馆的当天，其家属被通知，他“自缢”了。

　　“确切的说，是在春光乡派出的四名陪护人员眼皮底下自缢了。”王斌的弟弟王江补充道，“但我怀疑。”

　　  “上次不在家，房子没了；这次不在家，儿子没了”

　　“上次不在家，房子没了；这次不在家，儿子没了。”王斌的父亲王世才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王斌之死的来龙去脉。

　　2008年9月29日，王世才家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当时，王世才两口子正在附近购物。在外务工的王斌得知此消息后，随即返回了老家。此后，王斌及其父母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诉，直到有一次去北京上访，被宣化区春光乡政府派人带回，一家三口人才被安置在当地的炮兵指挥学院招待所1209房间。“到事情发生，我们已经在那个小房间生活了一年多。”

　　2010年2月，王世才再一次去北京上访，“我回来后没几天，我们那儿的政府就派人住在我对门的1206房间。他们4个人左右，昼夜轮班，24小时看着我们，而且睡觉都不准我们关门。”王世才还告诉记者，这种“待遇”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早在2009年时，他们就因上访而被这样“陪护”过一次。

　　“要是早知道我儿子那一天会出事，我怎么也不会离开他。”王世才对记者说，2010年3月8日，“王斌一早起来还对我们说，‘今天是妇女节，得给妈买些吃的’，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儿子在厕所里摔了一跤。”王世才回忆说，“本来摔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儿子前一段时间腿骨折了，现在一摔，疼得不行。”

　　王世才很心疼儿子，但他看到对门的陪护人员却面带笑容，陪护者与被陪护者之间积累的矛盾瞬间爆发。一番争执后，王世才决定“去北京”。但由于王斌腿脚不适，就没有让其同行。

　　强行离开招待所后，王世才两口子先去了自己侄子家。3月9日上午11时，“大约有五六十人找到我们，说要协商解决问题，我说，‘行啊，那叫上我儿子’，在场的春光乡党委书记杨磊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了金谷宾馆。”

　　但王斌并不在那里，直到当日17时许，王世才被带到另一地点时，才被告知王斌已“自缢身亡”，王世才顿时如遭五雷轰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王斌3月9日就被送到殡仪馆，看管冷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每天下午16时下班。

　　公安局：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公布的义务”

　　“在四个人的‘陪护’之下，我哥哥怎么会自杀，怎么能自杀？”得知哥哥的死讯后，为了解真相，王江立刻赶回了家乡，可他见到的却是更多的疑团。

　　“一开始，乡政府和公安局除了向我父亲宣布我哥哥的自缢死亡结论外，什么也没解释，事情的经过还是我到公安局去问了两天才问出来的。”说罢，王江向记者展示了两组录像。记者从录像中看到，第一次王江去警察局，是由宣化区公安分局一位姓赵的副局长接待，答应了王江及律师“向家属公布公安机关调查资料”等要求，双方约定次日再见。

　　这时王江插话道：“3月13日，我们应邀前往公安局提交有关申请，本以为能看到公安机关的调查资料，结果公安局不提供。”

　　尽管在录像中，赵副局长强调，对于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能公开的我们都要公开”，但当王江及律师提到“是否能向家属公布当时的法医鉴定，提供目击者信息，提供现场照片及当时笔录”等具体要求时，赵副局长回答说，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公布的义务”。

　　不过赵局长还是口头告知了事情的经过：3月8日20时8分，宣化区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人田某的报警电话……经刑警队、治安大队和法医鉴定中心的现场勘查，得出王斌自缢身亡的死亡结论……温室村考虑到王世才岁数比较大，指派了4名工作人员陪护、照顾生活……19时30分,温室村留守的两名陪护人员发现，王斌所在的1209房间房门关住，由于王斌腿受伤行动不便，父亲王世才又不在，两名陪护人员才推开房门进去，但二人无法将房门推开，后来买饭的两名陪护人员回来后，四人一起推才将房门推开。进去后发现王斌自缢，具体位置是在1209房间的闭门器上，用自己的鞋带自缢……陪护人员立即将王斌放到床上进行急救，同时打了120，并向110报警……急救人员赶至现场后，发现王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当晚22时15分，宣化区区医院宣布抢救(王斌)无效死亡……报案人田某系四名陪护人员中的一名。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公安局提供了自缢的鞋带照片的打印件，只能看不能拿。此后，公安机关再无其他解释和答复，我们家属没有拿到任何书面的东西。”王江说。

　　此后王江与其亲属前往春光乡政府了解情况，被告知此事须找公安机关。

　　“我们只好通过医院的急救记录，去还原当时我哥哥的情况。”但王江在宣化区区医院也碰了钉子，“没想到我们等了快一天，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没有下通知’，没有透露给我任何信息。”

　　“那为什么您不在当时去看一下死者的尸体呢？”中国青年报记者问道。

　　“尽管公安局答应让我们看尸体，但因为怕在看完尸体后，某些部门看履行完了程序，有可能毁尸灭迹。”王江回答。

　　“为什么您怀疑会被毁尸灭迹呢？”记者问。

　　“因为在公安局的口头答复中，有着太多疑点。”王江说。

　　“让我如何相信是自杀”

　　“其实，我也曾努力说服我自己，我哥哥是自杀的，但没有成功。”王江向记者列举了“自杀事件”中的疑点。

　　王江认为，首先，王斌自杀动机不足。“上午还在准备为母亲过节，直到死之前还在为房子的事不断奔走，我哥的生活还算是有目标的，怎么会突然萌生死意？”

　　“就算我哥突然受刺激想死了吧，那么，我哥他一个被警方称作腿不方便的人，是怎么在让几米外的两个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把门锁上的？”这个问题令记者无法回答。

　　“就算是他突然痊愈，走路让人无法察觉，但1209房间的门是坏掉的啊。”王世才接着说，“为了能‘陪护’我们，门锁早就让他们弄得锁不上了。”

　　记者随后来到1209房间门前，发现门锁确实有所损坏，可以推开，但里面不知被何物堵住，只能推开一条缝。“你看到门上那个被破坏的公安局的封条了没有？出事后我们就没进入过现场，不知谁进去过，现场是否已被破坏？”王世才说。

　　王江说：“就算房门是被堵住的，那他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是怎么在让几米外的两个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一个两人无法推开的物体推到房门之后的？”

　　“也许是对面的陪护人员确实没有注意到。”记者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就算如此，”王江带领记者参观了招待所里的一个普通房间，“这种房间里有两个人都无法推开的重物吗？”

　　没等记者回答，王江继续说，“就算有，这个一端只有两只螺丝固定的铝合金闭门器，能吊住一个70公斤的重物吗？”他拉了拉房间里的闭门器，门上的闭门器随着他的手上下移动。

　　“就算闭门器坚不可摧，我哥是上吊而亡，那么，警方在调查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怀疑我哥是‘被上吊’的呢？‘陪护人员’本来就和我们有矛盾，他们为什么就没作案动机？”

　　王世才这时又插话，“这些人以前还把我儿子(王斌)的鞋和自行车藏起来过！”

　　“就算‘陪护人员’没有任何动机，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接触过我哥哥尸体的部门的遮遮掩掩的态度？这让我如何相信是自杀？”王江说服不了自己。

　　“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查越糊涂了”

　　3月25日，多日无法说服自己的王江决定赌一把，去看哥哥的尸体，也许谜底就在那里。

　　13时许，王江打电话给宣化区公安分局，称自己马上就要去看遗体。“这也是公安局唯一一个如此干脆答应的请求。”他对记者说。

　　但没想到在对方声称要请示后1个多小时，王江都没有得到回复。他拍案而起，“不等了，直接去。”

　　在路上，他告知公安局，死者亲属已在路上。之后没几分钟，春光乡政府便联系到王世才，称他们也要去。

　　15时许，记者与王江一行来到了殡仪馆，在申请处被工作人员告知，只有公安局通知，才能允许家属看尸体。

　　随后，记者来到了冷库，正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申请处的通知，是不能看尸体的。记者回答：“不看，我就在这等一下。”在等待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这么一份《特殊殡仪服务协议》：

　　……如对非正常死亡的遗体进行整理、整形、接肢、缝合、清洗、打捞、卸吊等特殊服务(经法医鉴定后)，需我馆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谁申请，谁负责在本协议上与我馆工作人员签订协议……王斌，男，上吊……

　　表格中清洗一栏已画上对勾，申请人签字一栏却为空白。

　　在协议右下角还有几行字：……无公安证明信不接待家属。

　　过了不久，公安局与乡政府的人员到达，在三方人员的目光下，王斌终于又见到了他的家人。

　　“唉，我才发现，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光看能看出什么？”伴着家属的哭声，王江说。

　　3月31日晨，王江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咨询了一位北京的法医，他告诉我，清洗遗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最后尸检的结果，而且他也没见过，不经家属签字就直接送到殡仪馆……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查越糊涂了！”

　　而后记者拨通了春光乡党委书记杨磊的电话，对于记者希望能了解事件经过及联系到目击者的请求，他回答说，“没有这个权限，提供不出来”，“我能说的就只能这么多了”。

　　数分钟后，记者拨通了接待过王江的公安局赵副局长的手机，在表明身份后对方回答“喂、喂，听不清楚啦，对不起”，挂断。

　　记者用座机连拨数次无法接通后，尝试用手机联系，电话接通，记者再次表明身份。短暂的停顿后，对方问：“我认识你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称无法确认记者身份，挂断。

　　在通话期间，记者连续两次称，可以马上发送一份本报采访函确定身份。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案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