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港澳特区基本法起草 曾与金庸说相声
在许崇德的立法生涯中,浓重的另一笔莫过于参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 1985年,香港回归12年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 赴港实地调研期间,起草委员们与工商、金融、航运、法律、教育、科技、文化等各界人士座谈。同时,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医院、新界农村参访,拜访总督府,旁听立法局会议和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了解香港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运转。而在那次调研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许崇德与同为起草委员的金庸先生合作表演相声,一时传为美谈。 5年后,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难掩激动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此后,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并先后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贡献了智慧。 香港回归初期,偷渡活动频繁。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终审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而且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这一表态,激起了许崇德的愤慨。他和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北京大学教授肖蔚云(已故)、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已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吴建璠(已故)一道,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谈话,严肃批评香港法院,一时间震动香港。4位专家由此获得“四大护法”头衔。 5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香港基本法行使解释权,规范了香港法院和其他任何人的行为。事实表明,4位专家发表的谈话是正确的。 2004年,香港“民主派”组织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闹事,扯横幅、喊口号,还将印有许崇德肖像的照片打叉,扔在地上踩。事后,已过七旬的许崇德赴港参加香港基本法颁布14周年纪念活动。在3月15日的演说中,他谈道:“这是民主吗?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而我为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我的肖像权、人格权、名誉权又在哪里?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权呢,就如此欺侮人。将来真要是由这帮人掌权的话,那你们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 台下掌声雷动。 2013年,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香港之旅,许崇德说:“当时去香港,无非就是想敲打敲打他们,让这帮人知道蛮不讲理、胡作非为是行不通的。”
我就是个教书的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被撤消。许崇德先到工厂当拌泥工,接着又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在信江边上的锦江镇,他天天挨家挨户掏茅坑,倒大粪。然而,当回忆起那段时光,许老却平静地说:“‘文革’对我没多大影响。”他觉得,这一切终究会过去。 在他看来,“文革”对他最大的“损失”在于:这让他失去了自己勤奋摘抄了一箱的读书卡片以及保留齐全的整套《新华日报》。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许崇德回到学校,重拾宪法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这一年,他49岁,迎来了学术道路的春天。 从1979年到1980年,《宪法条文必须鲜明准确》、《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保障人民代表的权利》、《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论文相继问世。在当时,领风气之先。 而让清华大学法学院林来梵教授印象最深的是许老的关爱与慈祥。“(他是)一个很难在他身上找出缺点的老人。”林来梵对法治周末记者说。3月4日早上,当他得知许老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在林来梵看来,许老是一位“对善恶是非的辨别能力非常强的学者”。 做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匠”,许崇德似乎格外“本分”,只埋头做学问、带学生。 许崇德面对的第一拨学生都是有着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同志们,几乎都比自己年龄大。“我和他们就是同志关系,跟后来那么多学生也都是同志关系。”许老曾半幽默、半认真地总结道。 说起自己的学生,许崇德会很兴奋。自1987年以来,他培养了50多位博士。其中,有当今宪法行政法学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大元、胡锦光、莫于川、李元起等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振民、余凌云等教授;同时,还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学子,如澳门理工学院杨允中教授、香港律师黄江天、台湾法律人朱瓯等。 晚年,许崇德坚持招收博士生。“凭着诚恳和爱心去教书就可以了。”他说。许崇德说,学术之于他,也是责任、也是兴趣,“其乐无穷”。面对“为什么选择一直当老师”的问题,许老说,可以培养出人才,桃李满天下。 2003年,许崇德穷尽毕生所学,耗时5年,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专著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每一部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2007年,这部专著获得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许崇德成为法学界获此殊荣第一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教授在谈到这部著作时说:“这是目前对共和国宪法研究最精到、最实事求是、内涵着一种宪法学人精神关怀的一本著作。许老梳理出了共和国宪法一路走来、跌宕起伏的进程,为国内宪法学界、政治学界,提供了非常系统化的、符合社会主义宪政理念的宪法史。这个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 而在颇受许老关爱的林来梵看来,许崇德还很有“文人造诣”。许崇德对诗词散文、书画篆刻都有涉猎。他编有三卷本《香草诗词》,出版了《许崇德诗草》、《学而咏怀——许崇德诗词集》及杂文集《涓水苔痕》。 2013年1月15日,许崇德度过了他84周岁的生日。生日过后几天,他与前来拜访的《光明日报》记者聊起自己这一生,蹦出几个字:“我就是个教书的。” 在回顾许崇德的一生时,同为宪政学者的高全喜总结道:“回顾许先生的一生,我认为有三大闪光点:第一是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作为助手,他参与了54宪法,对社会主义宪法有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层认识。第二是在82宪法制定过程中,作为过来人,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宪法学家,体现出了高贵的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是在最近半年,也是他临终前几个月,在宪法思想和理论面临曲折和争论的时候,许老发挥了有形的、无形的作用,提供了学者榜样的力量,使得中国宪法学的主流抗住了杂音。这是他一辈子积蓄的爆发点,尤其令人敬佩。”高全喜表示,他们这一代学人要继承许崇德这一代法学学者的思想,坚定依宪治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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